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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美术讲坛
2020艺术人文之旅
清代诗人厉鹗的艺术活动研究
杨晓海
《九日行庵文讌图》（局部）厉鹗像
乾隆八年（1743） 叶震初 绘
厉鹗（1692-1752），字太鸿、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世称樊榭先生，浙江钱塘人。厉氏生活在清代康雍乾三世，虽中举但未涉仕途，在“扬州二马”为代表的富商（亦为藏书家和文人）支持下从事学术活动，其毕生嗜学，著述宏富，除学术著作《宋诗纪事》《辽史拾遗》《南宋院画录》《玉台书史》《湖船录》《东城杂记》《南宋杂事诗》《绝妙好词笺》外，还有作品集《樊榭山房集》等。厉鹗一生艺术活动非常丰富，包括：金石书画作品的鉴赏、古物和古迹的议论考证、书画学著作的编写以及与艺术家的交游等等。
厉鹗生活的年代，政治和社会状况稳定，经济发展，以大运河为轴心，南北交通顺畅，皇帝、官吏、商人、出入朝野的文人往来其间，生机勃勃。虽然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压与钳制不断，但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呈现出难以抑制的活力，书画的鉴藏和创作、典籍与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在朝廷和民间都非常活跃。中国美术史对清代帝王、著名收藏家、艺术家的研究已经着力甚多，毋庸多言。但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去审视和钩沉一位诗人的艺文活动，以其为纽带，勾连起朝廷与民间，艺术赞助人与文士之间，艺术家群体之间的互动情况，仍然是一个相对空白的领域。通过厘清厉鹗艺术活动的各个方面，全面呈现其艺术生活状态和主要艺术观念，对清代早中期的美术史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必要的补充。
一、 厉鹗的艺术交游和艺文活动
清代早中期，除政治中心北京之外，运河沿岸的几个城市，特别是大运河南、中、北三个重要节点：杭州、扬州、天津，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杭郡、邗上、津门三大诗群，人员流通交融，其中大部分是江南士子；思想上意气相投，崇尚人格独立；行动上重视学术考据也长于艺文创作。这些南北贤达们所结成的民间学术和艺术共同体，其活动的场所，多是由地方士商所提供，在一种平等和谐的氛围中，迎来了清代中期的文化活动高潮。厉鹗一生频繁往来南北，以诗文学术为缘，与这三地的四处文会中心都结下深厚渊源，他和大量的漂流于各地的在野文人一样，学术和生活若无这些士商支持，多半难以为继。落实到中国艺术史研究来说，扬州画派和扬州盐商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者们早已熟悉并不断强调的内容，而扬州画派中占据主流的画家其实就是一群典型的在野或弃官文人，虽为谋生出卖诗文书画，但在逐利的同时，更强调自己的文人身份，他们当中不少人正是厉鹗终身的挚友。为叙述的方便，本文将厉鹗的朋友们分为“文化赞助人”和“艺术家朋友”，列举实例，展现他们的互动情况。
《乾隆南巡往返路线示意图》，
地图编绘：张洁（中国国家博物馆）。
1、“文化赞助人”：杭州、扬州、天津
杭州自古繁华，曾为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元代亦是江南重要都会，明清时期，城市地位虽不如前代，但作为浙江地方首府，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仍然是突出的。樊榭在家乡结交了不少良朋益友。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瓶花斋主人吴焯、吴城父子，小山堂主人赵昱、赵信兄弟，同城之便，他们与厉鹗的交往开始较早，而且结下终身友谊，互动甚为频繁。除他们之外，复园主人汪台，收藏家周二学，好友周京等等，均对樊榭的艺文生活助益甚大。
雍正二年甲辰（1724），厉鹗、吴焯等人同观赵昱新藏沈周《冷泉亭图》，各赋诗《题沈启南冷泉亭图次韵》。赵昱《爱日堂吟稿》卷二有《石田翁冷泉亭图》，诗注曰：“图为田居侍御家藏，余近得之，上有石田自题诗一首。绣谷、栾城、樊榭、授衣、虚舟、敬身、意林依韵同赋。”在所有后作次韵诗中，厉鹗和吴焯的诗注最有价值，不但说明了此画的递藏经历，题识信息，还提供了王石谷的一段轶事。王翚研究，学者用功已深，但从未提及他的这段经历，厉鹗与吴焯的记录颇可补充空白。
雍正十年壬子（1732）正月初七日，樊榭观南宋画家李迪《竹雀图》于小山堂，知不足斋钞校本《南宋院画录》卷二“李迪”条目，有鲍廷博所抄录的樊榭附记：“李迪《竹雀图》，款云：‘淳熙丁未李迪画。’著色竹间以殐梅，枝叶上残雪烱然，雀立枝头。下遗枯竹叶二片，在地旁有荠菜立茎。寒秀之气扑人衣襟。壬子春人日观于赵氏小山堂，云间王氏物也，厉鹗记。”对比款识和画面描述，今天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李迪《雪树寒禽图》，应当就是小山堂旧藏。
李迪《雪树寒禽图》上海博物馆藏
乾隆九年甲子（1744）七月十二日，复园主人汪台筑红板桥成，召厉鹗、丁敬、杭世骏、金农、释明中等同人会于复园。与会者共二十人，分韵各赋七律诗一首，并手书后装订成册。是年冬明中又补画一幅于诗卷首页，册前则有丁敬篆书题名，《复园红板桥图题咏册》至此可谓诗书画三绝齐备，嘉庆间此册为吴修所藏，并于嘉庆九年甲子七月出示于梁启心的后人梁同书，缅怀六十年前旧事，而复园故地已是桥柳无存，令人感慨。《复园红板桥图题咏册》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珍贵的复园图景和完整的二十位诗社成员的墨迹，均得以存世。
《复园红板桥图题咏册诗》丁敬书篆题名及落款
浙江省博物馆藏
除前所述，樊榭在杭州及周边还曾过眼不少传世书画名作，仅绘画就有汪药山藏韩滉《五牛图》、王鸿绪家族旧藏董源《龙宿郊民图》、杭州长明寺旧藏圣因寺后藏贯休《十六罗汉像》、金以宁藏北宋苏汉臣《扫象图》、周穆门藏“马和之小景”、汪旭瞻所购李迪《秋原放牧图》、陈子健藏宋人画《太真按舞图》、吴耕民藏李森《劫钵图》、潮鸣寺藏一十三轴戴进绘功德诸像轴、杭州长明寺藏四明李麟“祖堂百像”、丁茜园藏陈洪绶《合乐图》、丁敬所藏崔子忠《伏生授经图》等等。这些作品，厉鹗和好友们或同观或先后过眼，若作品灭失，其记录就弥足珍贵。
扬州因交通和盐业在明清两代繁华，不少商人富而好雅。与成本巨大但机会渺茫的进京赶考相比，扬州发达的商品经济，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吸引了各地文士汇聚邗上，不论籍贯出身，在此均可凭借自身学问才艺，谋得一席之地。在这个十八世纪中国经济文化的大熔炉，“扬州梦”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和同代许多江南文人一样，厉鹗去扬州，是为生计所迫。康熙六十年、雍正二年，樊榭两次进京会试，均失利。雍正二年进京赶考的途中，他曾一路在无锡、扬州等地游历和雅会，结交了好友余元甲。雍正三年（1725）初春，厉鹗赴扬州，过余元甲斋，与王藻同观了一幅有趣的画，这就是唐寅所临《韩熙载夜宴图》，余元甲作题画诗一首，厉鹗与王藻各和诗一首，这些诗成为研究此画的重要文献材料。
唐寅《临韩熙载夜宴图》
厉鹗一生最重要的贵人知己，非扬州马氏兄弟莫属，在二马所构建的文人生态圈中，樊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意思的是，他们之间最初的联结，又是与绘画有关。雍正二年甲辰（1724）六月，厉鹗北上进京赴试，逗留扬州，在与扬州文人的交游中，为马曰璐所藏梅花卷子作题画词一首，《菩萨蛮 马佩兮梅花卷子寓骑省之戚徴予赋此》，由这些题画诗词开始，厉鹗与马曰璐结识并慢慢熟悉，到雍正五年（1727）暮春时节，马曰璐来杭州，在厉鹗陪同下共游西湖和灵隐，之后又同游吴门，相处甚欢，这可以视为厉鹗被扬州文化圈核心人物彻底接纳的重要标志。从此，樊榭先生在扬州获得了更好的待遇，可以相对安心的从事学术和艺文活动。
以马氏兄弟为核心的扬州诗人群体，他们活动的中心舞台，就是二马在扬州构建的宅邸园林，其主要场所是街南书屋、行庵和南庄，又以街南书屋和行庵更为重要，著名的小玲珑山馆其实只是街南书屋的一部分，但成为二马文会场所的代名词。对厉鹗来说，“玲珑山馆后丛书前后二楼藏书百厨”，与前述杭城瓶花斋和小山堂等处藏书构成了他重要的知识武库。
《九日行庵文讌图》卷（局部），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馆藏号：1979.72）
《九日行庵文讌图》卷（局部） 厉鹗手书题记
小玲珑山馆之外，行庵是邗上诗人活动的另一重要场所。乾隆八年癸亥九日，即公元1743年重阳节时，马氏兄弟邀请扬州诗社同人来行庵花园聚会。这幅画作完成于这次聚会的一个月之后，由人物画家叶芳林和山水画家方士庶（当时聚会的宾客之一）共同完成。画作完成后，当时雅集的参与者纷纷为这幅画作文，并附加在画作之后，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即厉鹗所作《九日行庵文讌图记》。
天津毗邻京师，是大运河在北方的要冲，亦是最重要的盐业产区之一，长芦盐业在清代仅次于两淮。康熙间，长芦盐政和盐运使司移驻天津，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得到确认。来自各地的商人和文士聚集，文化活动兴盛。康雍年间，安尚义、安岐父子的沽水草堂，是书画鉴藏的中心，名噪一时。到雍乾年间，查氏家族所构建的水西庄，成为天津文会的中心，开创了天津历史上灿烂的水西庄文化。水西庄构建的核心人物是查日乾和查为仁父子，他们同样是盐商身份，文人情怀。查氏父子早年因事陷狱，心灰意冷，遂在天津城外西五里，觅地专心营建园林，名为水西庄。从康熙末年始建，后经查为仁及其弟查礼、查为义逐步扩建，水西庄成为北方名园，乾隆间，弘历曾四次驻跸于此。查氏父子兄弟，在水西庄及天津城内外自家住宅，刊刻图书，收藏金石、书画，款待南北名流才俊、津门乡贤，大约数百人。文士们赋诗填词，评书品画，著书立说，风流不输江南。水西庄今已不存，幸赖查氏家族的画家好友们妙手，保存了名园风貌，特别是乾隆二年，朱岷作《秋庄夜雨读书图》卷，图中所绘或正是厉鹗访问水西庄时的风貌。
（清）朱岷《秋庄夜雨读书图卷》（局部）
天津博物馆藏
乾隆十三年 (1748)春末，厉鹗以孝廉铨选县令进京，这次他特意取道南运河，来与查为仁谋面。夏末，厉鹗终于到达天津，馆于城内查氏古春小茨。查为仁很快召集在天津的友朋与厉鹗见面，例如七夕在南碕草堂 以荷净纳凉，同集者有天津河防同知英廉，吴廷华、陈皋等人。厉鹗留津将近两月，在这期间，他积极参与各类文事活动，使得水西庄的文化活动达到了高峰。其中重要活动之一便是鉴赏书画。厉鹗在天津的题画诗有：《题莲坡澹宜书屋种竹图二首》；《题方正学先生双松图为莲坡作》；《题莲坡双凤图》。这其中最为动人的，是厉鹗、查为仁、英廉三人夜观方孝孺《双松图》此夜观画三人，一位旗人高官、一位地方名流、一位江南寒士，地位迥异，但说到底，都是读书人出身，“凌晨客过展画叉，再拜肃瞻文正笔。”面对前辈文士的傲然风骨，三人识见高度一致，在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文化的力量冲淡了世俗的隔阂。
2、厉鹗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
金农、丁敬、杭世骏、亦谙上人、释明中、华嵒、方士庶、汪士慎、高翔等人，均为厉鹗好友。后人归类或曰“西泠四家”，或为“西湖诗僧”，或称“扬州画派”，或说“韩江雅集前五君”等等。但对他们来说，大家就是境遇相近，情趣相投的人生知己，甚至儿女亲家。彼此情感深厚亲切，互动诚挚和谐。这些挚友相处，经常是会聚一堂，活动多有重叠。
金农和厉鹗交好，早为后人传诵：“厉征君之诗词，与金冬心书画，乡里齐名，人称髯金、瘦厉。”两人订交颇早，终生为友，《樊榭山房集》的第一首诗，便是记厉鹗与金农的艺文交游，时在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年初，厉鹗过访金农，观其所藏唐景龙观钟铭拓本，并赋诗。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厉鹗与金农一同出游，访长兴令鲍鉁，在这次旅行中，金农以欧阳玄诗句“督牛犂我田” 为题作画，樊榭则为之题诗，金农所绘应是耕牛、白鹭，稻田等江南水乡的景致，康熙五十七年，金农时年三十二岁，此诗或许是他动笔作画的最早记录之一。
厉鹗和丁敬也被人并称，“与同里布衣丁敬身同学，时有丁厉之目。” 丁敬与金农住所相邻，两人的互动也非常热络。厉鹗与丁敬订交确切时间不可考，或晚于金农，但双方关系在随后的岁月中却更显亲密，并且结为儿女亲家。丁厉二友主要活动是一起探访研究金石古迹，他们分工合作，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非常助益于后世的一项，是对当时藏在杭州乌龙社庙的一件元代铸造铜钟铭文的记录和考证。丁敬《武林金石记》卷三有《西天元兴寺铜钟题记》。丁敬拓得钟铭墨本，记录铭文，又请好友厉鹗考证史事，这就有了《元西天龙兴寺钟题名跋》。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考察杭州藏传佛教遗迹时赞叹：“宋宫五寺有文献可进一步考述其历史者,仅一西天寺--西天龙兴寺。清雍乾间, 杭州学人记录宝成寺麻曷葛剌像同时,又注意到当时保存于宝成寺西南万松岭乌龙庙中之龙兴寺铜钟。”
二、厉鹗的访古考证和艺术鉴赏案例两则
杭州吴山宝成寺麻曷葛剌造像现状
雍正五年（1727）冬，樊榭先生登吴山访古，作《吴山咏古诗二首》，其一为《麻曷葛剌佛并序》，记述宝成寺内的“麻曷葛剌造像一铺”。所谓麻曷葛剌，是梵文“大黑天”之意，杭州吴山宝成寺“麻曷葛剌圣相一堂”镌于元至治二年（1322），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有绝对纪年的藏传佛教大黑天摩崖石刻造像，题刻清晰，造像组合完整独特，对元史、藏传佛教史、考古及艺术史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在满清统治者有意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汉族臣工和在野文人对藏传佛教不了解乃至反感，情有可原。但厉鹗以其学识和清醒的头脑，避免了常见的情绪化表达，公正详实记录杭州宝成寺麻曷葛剌造像，给后人留下珍贵的见证材料，居功甚伟。
传董源《龙宿郊民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八有《董源<龙宿郊民图>跋》一篇，记录当时还藏在“江南一大家”的《龙宿郊民图》，此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诗塘现有董其昌、王鸿绪和清高宗三人的题跋。我们只能判断，厉鹗观看此图并写作跋语在其过世的1752年秋天之前，但肯定远早于乾隆御题此画的1769年新正。对比两文的相似之处，虽然不能完全肯定是乾隆抄袭，但是以樊榭先生的文学地位，其题跋之文写成后交予拥有此画的“江南一大家”，即王鸿绪家族是完全有可能的。目前看《龙宿郊民图》诗塘，显然是乾隆御题之后，在宫中重新装裱的，保留收藏大家董其昌和前一藏家王鸿绪题跋，置乾隆御题于中心位置，同时由皇帝来指正前人，特别是收藏大家董其昌的错误，正可表现乾隆帝的博学。这种建立文化权威的工作，贯穿于乾隆内府收藏活动。
三、厉鹗的艺术史写作及评价
《知不足斋抄校本南宋院画录》书影
樊榭先生的艺术史写作，方向独到，思路清晰，体例完备，采撷资料广泛。 较早出版的《南宋院画录》，确实有处理材料粗疏，不够严谨之处，但考虑到其成书早，作者的资料和识见尚需积累，后期也做了必要的修订补充，因此总体上是瑕不掩瑜。更加重要的是，樊榭史观公允，少偏见，采撷资料广博，体例上则多开创之举，令人赞赏。《玉台书史》是中国独立的女性艺术史开山之作，其背后反映出浙西学派开放的学风，厉鹗敏锐的见识和行动力则促成了这一佳事，对于后人尤其是汤漱玉编写《玉台画史》有着直接的示范作用。
厉鹗其他著作中的艺术史材料，有着百科全书式的广泛和丰富，这结合了他个人生活经历和学术兴趣，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记录，对金石文物等的考察，既有对前人认识的引用，更有其优良学养所支撑的考证和辨明，查漏补缺，资料弥足珍贵。批评者常以为厉鹗用典繁多，易造成阅读障碍，所以缺乏“流丽之美”。笔者的看法是，厉鹗诗文创作时的阅读对象，和他的学识及趣味相近，基本不会有理解与传播的困难，只是年代久远，传统文化教育和传承中断，造成了后人的认识困难，这不是古人之过，今人应努力研究，解开疑难。
四、厉鹗的手迹和图像
《复园红板桥图题咏册》之厉鹗手书诗一开
浙江省博物馆藏
（左）厉鹗隶书五言联天津博物馆藏
（右）厉鹗隶书五言联上海博物馆藏
从樊榭先生所遗书迹来看，其书体涵盖隶、行、楷几种，行书和楷书的书写布局均较为茂密，字体含蓄收敛，但整体观感自然大方。其隶书对联则大气稳重，令人赏心悦目。厉鹗文辞优美，书法符合文人审美，因此会得到“秀雅绝伦”的赞誉。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必用这些作品来定义厉鹗为一个“杰出的清代书法家”，但樊榭先生的书写结合其优美的诗文，可称典型的“文人翰墨”，确实在士林间产生了持续影响，尤其为后辈学人所珍爱，乃至产生了临摹甚至伪造之作。中国书法史研究值得将这些作品纳入视野。厉鹗和其友朋书迹展现的是清代士大夫普遍的文化修养和趣味，尤其是其中不断浓厚的金石趣味，他的好朋友金农，以其独树一帜的标志化书体，更推动了这一潮流。在樊榭和朋友们纷纷谢世之后，乾嘉年间的金石学更为兴盛，金石味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从十七世纪开始的中国书法“转向”，就在一代代书写者的努力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左一）《九日行庵文宴图》乾隆八年秋 叶震初 绘
（左二）《厉樊榭先生像》
道光十二年壬辰冬十月 费丹旭 绘
（右一） 光绪振绮堂本樊榭先生小像
为文人高士写像，传统悠久，文人形像的流传，也是文脉的传承。樊榭和友朋的高名，为后人所景仰，其形象或绘或摹，代代流传，乃至以其故事为主题再创作，均体现了晚辈学人寄托思念之意。厘清其源流，则对我们理解中国画之人物肖像传统，有很大助益。而传世画作的坎坷命运，更令今人感慨前人创作存世的不易。
结论
在前人对厉鹗的研究中，常有一种误会，认为他是在扬州二马的供养下，度过了清闲的大半生。如果单看某些诗文，厉鹗们似乎整日忙于宴饮雅集与优游山水，好像只有金石书画的雅趣，几乎很少涉及民生和时事。但实际上，在这种“清闲”的背后，掩藏着江南社会各个阶层生存的艰辛和无奈。汉族文人，不论在朝在野，都直面着种族和地域的双重歧视。康雍乾时期，既是安定的太平盛世，也是文网严密，统治酷烈的时期。清闲和优雅的另一面，潜藏着诸多惊心动魄的暗流。面对严酷的政治环境，厉鹗和他的朋友们，努力用贯穿于日常的艺文活动，构建起一张自足的知识之网，安定身心。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并无单一模式，民间的活力，朝堂的气度，只要方式得宜，成果均很丰硕。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在保持学者和艺术家的独立的前提下，朝野一起为之提供足够的生活与学术工作条件，学术与艺文的成果则自由流通。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清代社会，曾经多少接近于这一状况。遗憾的是，乾隆帝在创建自己文化大业的同时，打破了这种平衡，一枝独大的结果，是万木的凋零。
作 者 简 介
杨晓海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美术史和文献专业博士。先后在中国美术学院和杭州佛学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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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李哲宽
编辑：洪子又 王子伊
责编：公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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