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冉族的变 夷人二字为我国古代对少数民族的统称，冉族之名最早出现在汉代。《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冉、駹的中心位置，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一带。通常，我们的史书都习惯性地将冉、駹二字合并使用，导致后人误以为是一个民族。人们大体上不太懂古人用字的方法，因这种误读在今天的社会造成了无数的疑问。其实，这些疑问本不存在，全因后人不认真读史。《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因朝冉从駹，定笮存邛”,《史记·大宛列传》:“乃令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均分而言之。冉、駹得名，与冉山和駹水有关。冉得名于冉山，唐于茂州都督府下设有冉州冉山县，可知冉山在茂。駹得名于駹水，《续汉书·郡国志》“蜀郡汶江道”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说:“減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孝安延光三年复立之以为郡。”汉汶江道在今四川茂县治北，可知駹水亦在茂。《华阳国志》又于绵篪道说:“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这样看来，湔水是当地的主流，即今岷江上游，駹水则是湔水的支流，可能就是杂谷脑河。由此亦可看出，冉、駹是两个并存的部落，所以才被史籍予以并称。以此得出冉、駹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现今，还有相当的一批非史学人士，完全不顾史实依据，将冉族划入羌族范围，导入冉駹羌国之名，这实在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注:《后汉书西羌传》所说:“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由此可见，羌族是一个独立的族类，在商代前后100年的相关史实均有独立记载。 上面提到“六夷、七羌、九氐”，却没有提到冉和駹，那么，这两个民族是不是就不存在呢?那也不是。《后汉书冉夷传》记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数十丈，为邛笼。”邛笼即《先蜀记》所载蚕丛氏所居的石室。冉駹二字，古音与蚕丛相近，为同音异写。蚕丛为氐， 冉、駹必然也是氐族。《魏略西戎传》记载氐族中有“蚺氐”，又说“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故字从虫。说明冉、为氐族。汉初所设湔氐道，在今汶川一带,“氐之所居，故曰氐道”，这些都是冉、駹为氐族的确切证据。再则，《史记·西南夷列传》“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九氐指的就是氐族人的数众和族群分布广泛。简单地说，西南地区有六大少数民族，羌占七，氐占九，说明氐族人大于羌族人。氐族人中，冉族和族为主要代表。古代对族的分类不是按现人的理解姓氏而分，他们是以生活习惯和方式而分。同一族类人还可以细分为内人和外人，也可分为山人和水人，还可分为狩人和耕人等等。以此随时间的往后，形成各自独立的族群，再后来形成独立的民族。由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这么理解，古蜀西部较早出现的两大族类分别是氐族和羌族。后氐族又分出冉族和駹族，羌族又分出河族和虏族等。 冉族为氐族分支，但氐族从何时而来?有人说氐羌同源，有人认为二者同源而异族，还有人认为混同居而不同族。在这里，先不考虑《山海经·大荒西经》、《舜典》、《大禹谟》、《皇陶谟》、《禹贡》、《吕刑》等史书的说法，单一从地理方位上来理论。蜀国版图为九洲以西，氐族群在蜀西深山汶山境内或更深处。一、单从北部甘肃地区迁移下来的人群变迁，形成氐族和羌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从山地迁，翻走雪山路是不可能成为当时人类迁移的根本特性，古人迁徙全跟水路，这是史书全方位描述过且得以证实的记载，他们不迁徙中原东部，不迁徙东南部汉中地区，偏偏要走蜀西北地区入蜀，这等于自寻死路。二、如是从东部地区三苗族群起源迁徙至西部深山，这种几率更是差之太远。人类的古迁徙很难找到长线且能活出来的证据，尤其是东西两极的迁徙更不可能。因此，无论单一地从北或从东迁徙至蜀西深山的可能性都应该不可能。迁徙路线不停留在蜀国四周山地狩猎，或不停留在平地地区耕种，这都是讲不通的人文地理常识。 在我查验历史史料中，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基本可以解开氐羌人出现的可能性。羌人出现在古蜀国，在没发现古人猿遗迹时，只能推定他们来自西藏和青海甘肃等地区取水路南迁至蜀西部。但氐人在其生活方式上与羌有着本质的区别，《蜀通志》载:“羌猎氐耕”。说的是羌族人喜打猎为生，氐人则喜种植农耕。那么，氐人的出现，不应该是无源无头。按照地理学分析，氐人应该来自于元谋人迁徙发展起来。元谋人自长江水路北上东进，因过不了长江，只能一路向北，约在华夏有国之前6万年左右，经元南元谋地区出发，到达巴塘等地开始东迁，大体分布在阿坝、甘孜、小金、汶川等地。巴塘地区的长江河流是可以设法渡过的，元谋人来到古蜀西部的可能性高于其它任何记载。应是氐人最早的先祖，他们应该比羌人早出现4万年左右。当然，也有可能羌人也是元谋人的后裔，这里就不多讲了。 氐人喜好农耕，氐人的主要族类是冉駹两族，后建立冉駹二国，为古蜀最早的以族类建国的民族。《括地志》:“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駝国地也。”《盐铁论·结和》:“先帝兴义兵以诛暴强，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后人依据史书，确定“冉駹羌国”四个字，以为是一个国家。据《太平环宇记》:汶山郡“本冉駹羌国。邻县十。”《四川郡县志》:“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西南夷，以邛都为越雟郡、以笮都为沈黎郡、以冉駹为汶山郡。”以上三郡均系羌人居住区，占据整个四川蜀国之西北地区。与北方陕、甘、宁、青、内蒙和西边的新疆、西藏;西南的云南、贵州等省地羌人接连。到了东汉时期，原冉陇羌国境内设置了汶山郡、维州维川郡、交州郡、悉州临冀郡、恭州恭化郡、保州天保郡。三国时(公元221年)冉駝羌分布疆域尚包括有今都江堰(古称都安县、齐基县)、彭县(古称白马县、兴乐县)、北川(古称石泉县)、青川(古称广武县)、平武(古称刚底县)、甘肃文县(古称阴平县)。唐松州都督府共辖十三州，四十二县。茂州都督府羁縻三十九州，十八县。正如唐代女诗人薛涛在松潘诗曰:“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以上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据实。我国古代族国和建朝帝国有本质的区别。自有建朝帝国开始，任何以族国产生的国别都叫邦国或部落国。那么，在春秋战国之后的秦国起，称“冉駹羌国”也就只是一个代指名称而已，分别说明，冉国、駹国和羌国。这三个部落国在大帝国制之前，是以国称，但帝国制之后，则不再是国，而是部落国或邦国。所属辖地也只是族类活动范围，并不所有国土的承载权。 严格意义上讲，冉駹羌三国的灭亡是出现在汉代。首先应该是三国自己内部部落战争的消耗战，其次才是几代帝制国长期的征战，才导致这三个族国的全面解体，而非一个国三个名的全面解体。《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三国志》、《前唐》、《宋史》、《清史》均有记载历代王朝征战蜀地邦国或部落国史实。 在这些部落国解体前，首先自然迁徙出汶山的一批氐人和羌人，进入成都平原生活，他们开始以农耕为生，这里面冉族人成为主要角色。也就是现在发现的三星堆人，金沙人，鱼凫人等等历史遗迹中发现的人类。但这并不能说明一定是冉族人，也有证明说是羌族人。但很少有定格在駹族人群类，只因駹族人不爱农耕。 据《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漾水》等记载，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置的道、县有河池县、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等。其中刚氐道、甸氐道属广汉郡，湔氐道属蜀郡。这个时期其实氐人和羌人已经成为古蜀国的主要人群代表，其中也包括甘肃和陕西南部地区。自秦、汉和三国时期，是冉、 駹、羌三大族类变化最大的时期。首先是属地变化，其次是种群变化，第三是迁徙变化，第四是汉融合变化，第五是生活方式的变化。羌人被肢解，一部分迁徙向北或东，建立自己的平地群落体，一部分抗争帝国制而留下来原地生活。駹人则选择退守高原深山，不进入平原地带，形成现今的部分藏族混合群。冉人则在战争的驱逐下，随山形直向南迁徙。一部分在临邛道停下来定居，一部分前往古西昌地区。 冉族人居住屋称邛笼，《后汉书·冉咙夷传》记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数十丈，为邛笼。”，对此，今天的邛崃之邛字源起“邛笼”二字中的邛字，而邛崃山也应该是冉人邛居而来之意义。古称临邛，也应该是冉族人到来的意思。同样，一部分冉族人继续南下到达西昌，原名邛都，旁边一大湖则称邛海。邛字并非来无历史，均因冉族人而起。考古学上，岷江上游石棺葬为氐人墓葬，实即冉、駹的文化遗存。冉、駹的社会经济属于半农半牧的复合型经济。农业占有较大比重，其所种植的黍稷类栽培作物，近年考古发掘中颇多出土。畜牧业以牦牛、马、羊为主，尤出名马，同时还富产石盐。冉、龙从古代起就有季节性南流北返的传统。《华阳国志蜀志》说汶山郡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返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氐、白石子也。” 从岷江上游冉、駹石棺葬的考古年代和文化面貌看，夏商时代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末叶，商周之际初步进入青铜时代，春秋战国时代青铜文化有较大发展，战国晚期以后进入铁器时代。冉、駹的部落组织在商周之际仍然继续存在。《后汉书冉夷传》说其俗“贵妇人，党母族”，与考古发现的早期石棺葬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的现象相吻合，说明其血缘纽带长期存在，对早期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的阻滞作用。用以帝制国发展，不太可能，被动迁徙和主动迁徙是那个时期自上而下的必由之路。 冉族人建立临邛城的可能性应该高于任何一个民族或帝制国，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灭蜀以后，由于政治和军事需要，在蜀地修筑城池。临邛、成都、郫三地土地肥沃、地当要冲，临邛故地更有铁矿资源、天然气井，交通便利，市场繁荣，故秦惠文王于更元十四年(前311)派蜀守张若主持修筑三城(一说张仪亦参与修筑事宜)。因临邛故地素有邛民(邛族)聚居，故取名临邛。这个邛族是前面所讲变迁史上的一大变化，实为冉族邛笼居民在不断的变化中，由帝制国官方命名的邛族，但实非真正有历史源的邛族。临邛城店肆林立，规模宏大，城址在今邛崃临邛镇。周据《华阳国志·蜀志》载:“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栏。”城的主体为木结构。当时郡县制尚未普及，临邛城实为县的雏形，辖地今崇州、新津、温江、大邑及都江堰一部分等地。根据冉族人的生活习性，傍山而居，望水而生。古临邛城应该在新津外的第一道水域防线上设防，那么，最早的冉族人所建临邛城应该在冉义、唐场或安仁这三个地方，冉义的可能性最大，一方面具备族群生活习惯，另一方面是防御性强。今天的邛崃城，应该是宋代为扩防新建之城。也就是将原临邛城址再往雅康地带深入，扩大地理安全。宋代以前，整个云南地区以及西藏地区都还不是帝制国的领土，因此，现在的邛崃城不是原址城的说法是正确的。 同样，根据全球DNA科学研究，从父系单倍群和母系单倍群的分类来看，西蜀本地人的种群结构有着非常明显的外表和语言特征，整体偏小个头或矮身材。基因组类主要指向元谋人这一支人种祖源数据上，与北方人种、东方吴、楚人和巫山人种在基因序列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而元谋人的生活地区分布，在长达近6万年的时间里，早就将四川盆地，贵州山地和云南主要农耕地区占领，成为最早期的冉人、理人、笮人、僚人等多族多邦族群。他们是后汉时代所有土著蜀人的前世祖先。 自汉代起，历代的帝制国为巩固领土和夺取冉族人区域内的资源，大量从全国各地引入汉族，并与当地冉族人混居，形成今天的邛崃人、乐山人、宜宾人、德阳人、南充人等等。但是，在整个四川地区内，独邛崃人、西昌人和成都广汉至遂宁一带的人，其着装特爱青衫色，也都具有青蓝布的传统应用习惯，不论是衣着还是头饰，都一看并知。而广元、巴中、广安等地区，大部分人相对有一些中原外族或东南移民后代的特征。 而同时期的羌族人也与冉人大同小异，据《羌语简志》中分为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各部方言都有五种土语。头式服装上也有小异，但普遍尚黑，喜穿淡黑色和天兰色的青衣。以当前的定位，冉族人南迁自成都周边地区，西以定居现在的冉义为重心，北以广汉绵竹为中心，东以中江乐至为中心，这可能是与之自身族群有关。冉族为夷，建城称冉夷城是说得过去的。最为可喜的是，冉义还建有冉大庙，至今没人知道是做什么的。在已查的史册里，这个冉大庙不是儒庙，也不是佛道寺。经专家考证，应为古蜀国冉族人的祭祖祠堂。而在金堂、中江、乐至这些地区，冉家大院、冉德堂、冉兴房等都还有很多实证物或地名的存在。 那么，作为古蜀国的这些原始各族土著，难道真的全是汉化而消失的吗? 有人说是历代战争屠杀杀光了蜀人，例如秦军入蜀，元军入川，明军退川，张献忠剿四川，清军入川等等，导致原始蜀人一步步走向灭绝。 还有人说是四川野生动物很多，人口发展很慢，中原政权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不停的，长期的引入外地移民进入四川，使四川原本的土著民慢慢稀释，最后走向灭绝。 以上两大观点无论从哪个方向讲，都是书本历史创造出来的产物，无论从真正的人类史，还是地理史来讲，都站不住脚。 首先，屠城灭国的事，不只是在四川发生，中原各国在历史上全部都发生过，而且其密度和惨裂程度远在四川之上，他们的人口又从哪里迁入的呢?史书偏不记载，只记载四川?同样位处西南的云南和贵州，也不见他们的人口在同一时期比四川高出多少，甚至还不如四川的人口体量。 张献忠剿川，说的是杀到四川只剩下2万人。根据明末李祖成的《焚献录传》记载，在张献忠入川前的人口总量是1300万人，成都三十二县人口为410万人。张献忠在成都呆的时间总共不到两年，一个1300万总人口的四川，两年时间杀来只有2万人，算下来张献忠每天就得需要杀掉1.8万人，全天候24小时杀人，则每小时就要杀掉近800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杀猪杀牛都实现不了的数字，偏偏杀人就能实现，这就是所谓的清史正史记载的，应该是体育老师的杰作。主要是想把清军入关杀人放火的事算计到起义军的头上，这是栽赃史，不是什么正史。古代人口统计一直不明确，例如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他以为江浙地区的总人口只有不到500万人，结果胡惟庸从内务府查到一个账本，上面登记的人口是1700万人，这才让朱元璋有了北上灭元的决心，而胡惟庸手上的账本，是不能记录进史书的，原因是地方豪族也想自己手上有余留人口，好少交税赋，官商勾结，导致人口统计数时常秒多至千万级，又时常秒减少到百万级。 其次，关于政权主导迁移人口入川一说，具有代表性的是湖广填四川，主要讲述的是明末到清代中前期。史书一概而论的是有清皇手书，也就是圣旨证明的意思。这事到底发生没有?当然发生了。但是不是真的在三个时期，不足100年，就迁移了近3500万人口呢?因为按照时间算，公元1730年到1830年期间，各方数字完全天然相反，上奏方说移了800万人，接收方说收到44万移民人的安置，主要安置在成都南部地区，今天的龙泉、洛带、仁寿、井研、眉山和重庆的一些地区。而在1830年期间的人口总量统计却又是3500万人，前后造假，当然也就有数十名相关官员人头落地，实属正常。细想一下，三峡大坝的建设移民，还是在现当代如此交通发达的情况下，设计者都需要规划出50年的时间，完成移民120万人，这个数字到今天还没移出50万人。迁移人口，哪有那么简单呢?古代人不是说走就走的人类，而是迫不得以，才不得不走。最离谱的是，当下四川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甘阿凉这类偏僻得不能再偏远的小县城，只要你一问:你祖上是哪里人?70%的人会告诉你湖北麻城孝感，20%的人会说是:湖南靖州，另10%的会说是广东、广西或河南安徽等。一个湖北麻城哪有那么多人，花一百年的时间来干一件事?专门负责生娃，然后迁移到四川?常理思考，这是胡扯的假族谱记录。为什么会出现假族谱和假历史记录? 答案很简单，就如西汉司马相如的《代诏书》一样:山蛮之士夷，出山耕粮，免役三十载……。这东西说明，西汉政权希望在偏远山区里的蛮夷人士请到平原地区来种粮耕地，丰富国库。于是在后来的三年间，未登记的人口数快速的增长到登记行列来，人口暴增到300多万人。那么，这些土著为什么又愿意登记呢?因为，司马相如的后话是，凡是不接受的，将围剿清理，或直接强服兵役。湖广填四川的效果也是一样，皇帝诏书写明了，凡是入四川 的人，可减免赋税，还免除兵役，只增少量徭役，徭役还会配发钱物。这样的好事出现，原地土著纷纷造假族谱，说自己来自湖北湖南。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完全靠口传造假，而他们惟一最清楚的省外地名，主要是反元明军明玉珍，此人在四川当时的地位极高，大家都听说他是湖北随州孝昌人，所以，较早的四川土著族谱记录主要是通过这个造假，后来时代变到新中国成立，孝昌改成孝感，划入麻城管辖范围。人们又第一时间修改族谱，内容就变成了麻城县孝感乡，这种操作，一不问历史地名，二不管来路是谁，就照抄，之后你就会发现，任意一家人的族谱拿来一看，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三五代人传下来，还真把自己的真实老祖宗忘记了，却去认一个给自己完全不相干的地方人当祖宗。如果说乾隆的诏书是有依据的证明四川人口大量减少，才会反证清政府出手迁移人口入川，这个问题理解起来并不难，难就难在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死那么多的人，为什么要迁移人去四川?答案是，四川盆地的确是产粮大后方，也的确因为战乱而人口返迁到大山区或远离成都中心，导致大量良田无人耕种，通过荒地统计，一个成都到仁寿范围，耕种率不到10%，这需要新人口或山区人口来开荒复耕，而成都官员在耗费了六年时间里，也没把返迁回山区的土著给请回来，这才有了上奏增民的举动。但就算这样，也没能真正完成达到44万人的迁移，只有区区14万人的到来，这些人，到今天也基本都停留的龙泉和洛带两三个地区，并没有发展壮大起来。 一个地区有没有大规划超比例移民，语言就是一个绝对天然的考核标准，你很难将一个超大体量的移民群体语言直接武力消灭，更不可能让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老蜀国人语言去改变一个近千万人口的语言模式，让这2万土著全部当老师教外地人说本地话，也根本做不到。什么叫常识，这就叫常识。同样，住在龙泉的湖广人，通过十几代人演变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被传统的四川话给改变，他们照样说着四川人听不懂的话。当然，如今人人都能说普通话了，还得认清是中央电视台的功劳。但也完不成各地本土人的方言消灭，最多只是能说，但骨子里改变不了。 最后谈一下族谱，族谱原本是历史正史的最佳辅证物，但四川地区的族谱却是99%都靠造假来完成，从史学的眼光来看，几乎毫无历史价值。 通常情况下，族谱需要满足三大条件，一是溯源相对客观，二是宗亲名流给人以经得起推敲，三是能明确字辈的意义。 先说溯源，四川地区大量的族谱动不动来自湖广填四川，却没人胆敢去指名道姓的祖地寻宗，原因是，去了也会让当地人嘲笑，人家世代人在那里居住，什么时候冒出来一群孙子呢?把当地人搞得神经一惊一咋的。如今科技发达了，本来溯源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却少有人去盘查自己实际的宗源，反正就一口咬定，自己是湖广来的。这就是他们理解的溯源，与我们常识中的溯源，成了敌对关系，你告诉他，你的祖先不是湖北人，不是湖南人，不是两广人。他立即给你没完没了的吵架生气，样子是你这刨了他真正的祖坟，却从不认为是他们自己在刨他们的祖坟。 再说宗亲名流，通常族谱都会标注自己宗亲族人中的名人义士名单，以展望家族过往的辉煌，鼓励后人努力看齐，一代强过一代。我们能活到今天的人，其实祖辈中都是有强人支撑的，不是杀人放火的匪夷，也是各地一方官僚豪族，不然，早就亡族灭种了。因此，活到今天的家族，其祖上肯定是有名流士大夫出现，但也不能随便乱写一个祖宗来认。比如四川绵阳一李姓人家的族谱，开篇说自己是湖北麻城孝感来四川的人，中间又说李白是他们的祖先，然后补充李世民是他们家堂侄，还当了皇帝。这样的族谱，都不知道如何给自己子孙交待。在成都的大邑县，发现一本族谱更离谱，他们的祖先是二朗神杨戬，后来生了杨家名将杨业，他们家是杨七郎的后代，其中最厉害的人物是出了个杨振宁。这种族谱，还不如不要写的好，天上下地全写了，就是没脑子去思考其荒谬的地方，总之就是写了，怎么着? 第三个要点是字辈的出处，可以看出这个家族大体是中原汉系，还是番外邦夷。字辈是族谱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字辈的族谱，大多都是后期建国后一时兴起补做的。补做族谱也是正常的事，只是字辈就成了引导族谱，成为比较重要的依据，因而非常讲究出处。 字辈在唐代中期开始引入民间，之前大多数字辈是以碑记、结绳和口述代代相传，到了北宋时期，字辈纸述化基本成为各地主流，也因此开始了各种字辈的优化或创造。而字辈的续合，基本都需要经过当地官府县太爷审查，违反要求的，可能会吃刑罚。有皇亲的，则多用高大上的庙堂字号，如:显、庆、君、匡、济、基、隆之类的心怀天下之字，有国戚的豪族世家，字辈多用武字号类别，例如:靖、载、振、魁、忠、孝之类的安定护国字作为家族字辈。一些邦国方国因被征服后，他们的字辈大多采用:兴、仁、通、德、邦、怀、思等怀念故国之类的字作为字辈。而普通百姓家庭的字辈创立，大多采用俗话字作为字辈，例如:富、安、承、义、明、祥等等，这属于普通百姓想要的结果，就是寻求平安为第一。 而四川地区的土著种族中，很少见到符合族谱字辈要求的，大体上一看，就是去抄别人家的字辈，然后随便修改几个字，就成了自己家的族谱字辈，这显然是对自己作为原始蜀人的极大不尊重。 综述:在古蜀国里，还有许多民族需要正本清源，彝族、羌族、藏族等相对比较独立。而更多的消失的民族，还需要一一还原。本章讲述冉族和关于四川人族谱乱写的后果。 蜀国冉族，大体上归为元谋人起，经山水路线迁徙蜀国西部山区，开成早期的氐人，氐人后分为冉族和駹族，与后来的羌族形成共生关系，再因战乱而现南迁或就近东移至南充一带，一部分主体定居今天的邛崃，一部分定居今天的西昌，其他的冉人分支族群分布定居在四川各个地方。邛崃冉族以冉义周边为主活动区，西昌冉族以邛海周边为主活动区，经历史数千年汉化，他们成为了今天四川汉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一些细节生活方式上，与真正的汉族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冉族人不可能是羌族体系，更不可能是藏族体系，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和物理特质的基因区别。同时又能从他们这此“假汉人”的族谱中找到伪造的很多证据，但因为伪造过度，反而又能反证他们不是外省移民到四川的湖广人。 这就是老师对四川地区历史人口变迁的常识看法。 于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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